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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回过头来，走到藤椅前坐下来，看着宋哲武说：“文戈，你不仅练兵、治军很出色，也很有战略眼光。你刚才说的这几条，可以说跟中
央的计划如出一辙，国民**军里有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我很欣慰！”
蒋介石停了停接着说：“桂系已经基本解决，西北军的问题也会很快有眉目，剩下阎百川的晋绥军一家就很好办了。只是解决了他们几家后，
各地还有很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拥兵自重，划地自治，中央的大政方针在许多地方根本得不到落实。如去年8月在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
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两案，规定了
中央与省级财政的收支,将.盐税、关税(海关税与常关税) 、统税、印花税、矿税等主要工商税种列为国家收入。而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
、营业税等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列为地方收入。这样,通过法律的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地方的
财政困难则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面。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在云南、四川等
地就无法推行；有的则是以各种名目理由拖延或.者减少上交数额，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这些地方简直就是国中之国。如何解决这些新军阀，文戈你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让宋哲武很不好回答，因为他自己也是.地方实力派，甚至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军阀。蒋介石这是让他这个小军阀主动、而且是自愿的给
蒋介石提供解决包括他宋哲武在内的众多小.军阀的办法。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这是与虎谋皮，确切地说应该是与羊谋皮。在蒋介石面前他宋哲武绝对称不上一只虎，他只能算是一只羊，被蒋介石惦记上羊皮的十来只羊中的一只。蒋介石是要问他，如何动手剥去这些羊的羊皮才不会引起羊群的激烈反抗？而问的恰恰是一只也在等待剥皮之列的羊。
宋哲武知道这是蒋介石还在试探他，可困难的是，他还不得不把“剥皮”的技巧告诉蒋介石。甚至还要蒋介石认为，他宋哲武就是要把自己的这张“羊皮”，心甘情愿的先给他。如果推脱或者是言不由衷，都势必引起蒋介石对他的猜忌。看来只有仍然实话实说。
好在真实的历史上，蒋介石就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是在抗战中逐渐中央化的；四川的众多军阀实力派，是在抗战中被中央逐渐消化，最终只有杨森等少数几人侥幸保留了下来；贵州的王家烈（王家烈现在还不是贵州省主席，1932年3月王家烈才主黔政）则是在红军长征时，蒋介石借追剿之名命薛岳趁势强夺的；云南的龙云则是抗战结束时，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借龙云的两个主力师被派到越南受降的时机，以武力逼迫龙云离开云南去中央任职的。
不过这也给宋哲武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表明态度，说明自己要山西的原因，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和支持。
宋哲武笑着说：“委员长，哲武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委员长垂询，哲武就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想法说一下，不足之处，还请委员长不吝赐教。”
蒋介石看着宋哲武，点点头说：“文戈，你大胆地说。这里只有你我两人，出你之口，入我之耳，即使你有些错误的想法，我也会原谅你的！”
宋哲武知道蒋介石误解了他，以为他要为这些地方实力派着想，当然也包括为他自己着想，忙说：“委员长，解决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后，剩下的各个地方实力派就不足畏惧了。这原因有二：一是所有剩下的地方实力派在资历上都远远不如委员长，在党内更没有任何威望，所以也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二是，这些人在地域上多数都局限于一偶，只是盘算着如何稳住自己已有的地盘，不敢也无力染指它省。这里尤以云南的龙云、湖南的何健和四川的刘文辉、刘湘叔侄为首的四川军阀为典型。江西的朱培德虽也有割地自保的心思，可是江西地处内陆腹地，物产又不丰富，不具备自保的条件。而且，朱培德一向紧跟中央，一旦条件成熟，朱培德自会把江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中央。”
蒋介石点点头，提醒宋哲武说：“文戈，你还没有说唐生智，他在党内还是有一定资历的。”
宋哲武点着头说：“委员长，我刚才没有提到唐生智，是因为唐生智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确如委员长所说，唐生智在党内有一定资历，也有一些威望，更关键一点是唐生智很有野心。一个有野心的人是很容易被党内反对委员长的派别所利用的，这也是我把唐生智同其他人分开来说的原因。对于唐生智，哲武以为，解决完西北军和晋绥军，下一个首先就是解决唐生智的第五路军。第五路军要编入中央军所属部队，唐生智本人必须要放弃军权，到中央任职。”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着，手指缓慢而有节奏地轻轻地敲打着藤椅的扶手，显示着蒋介石在思索着宋哲武的话。
宋哲武继续说道：“对于其他地方实力派，哲武以为不能一味使用武力解决，而应该采用政治、经济、军事多重手段并用来解决。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多数都地处边陲或者相对封闭地区，如云南和四川。如果对这些地方用兵，兵力过少不敷使用。如四川一地大小各路军阀就拥兵三十几万，又有蜀道地势之险，绝非短时间可以全功；兵力过多，军费耗费必然巨大，中央财政势必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使使用武力成功地将那里收归中央，为维持地方稳定，还要派出大批部队维持治安，这又会分散中央的力量。所以，哲武以为，对付这些人应该易缓不易急。只要他们认可中央领导，就可以不采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首先是政治手段，可以在那里设立各级党部和中央日报分部，既可以监督其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又可以宣扬大政国策，增加当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经济手段就已《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两案为手段，通过控制地方财税，限制其收入，制约其军队扩张，规定他们的部队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境。并强迫他们的部队进行缩编，中央按缩编的番号同意供给军饷，不接受缩编的，不给饷械。”
见蒋介石还在认真地听，宋哲武又说：“哲武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基于中央财政负担较重的假设，如果中央财政允许，中央以军事手段强行收回个地方实力派的行政，财税、军权也并无不可。然后，中央应大力发展经济，扶助农商，进行工业建设，特别要注重国防工业体系建设，为抵御外敌入侵早作准备。”
见蒋介石停止了敲击动作，陷入沉思。宋哲武适时停下话头。静静地坐在一边。
中央的财政早已入不敷出，还是多亏了宋子文这个财政部长有能力、有人脉，从国内外各大财团，特别是江浙财团那里已发行公债的方式搞来了大笔资金。否则，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
可是，既然是债就是要还的，否则政府信用破产那可是不得了的。发展经济，是很急需的，不过那是要在解决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之后的事。冯玉祥和阎锡山是必须要解决的，必须要让他们离开军队到中央任职，就是再难，他蒋中正也要闯过这一关。
蒋介石非常认同宋哲武的观点，不仅是唐生智，还有宋哲武没有提到的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也要尽快解除他们的兵权。宋哲武刚才只是说他们有被党内反对他蒋中正的派系利用的可能，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能利用他们的只有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蒋介石知道，唐生智和广东的二陈以及张发奎都和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以及党内的改组派来往密切，多有书信往来。
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汪精卫的死党陈公博、顾孟余声称要“集合**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随后即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标榜“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他蒋中正争夺党权和政权。其地方支部现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个省市及法国、日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一万余人。这是仅次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有一股力量，而且他们在党内更有影响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是他蒋中正在中央外部最大的威胁，而这个改组派则是中央内部对他的最大威胁。一旦他们和唐生智、广东的二陈、张发奎等人联合到一起，对他的威胁绝对不比冯玉祥等人小，甚至有甚于他们。
蒋介石对宋哲武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放下心来。在他看来，这个宋哲武并不想做一个军阀，至少不是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阀，否则他就不会给自己出这些及其可行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地方实力派，宋哲武至少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军阀之列。
可是，蒋介石还是存有一丝疑虑，这个宋哲武既然不想做军阀，他要山西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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